常言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余老板将手中的一批货物转给一位同行，货还在自己仓库没走就出了事，货物里被警员搜出几包烟土。警员逮捕了那同行和同行的买家，却侥幸放过了余老板，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大幸，抑或是警局令人蹊跷的疏忽。
总之，余老板的心都是悬挂着，生怕哪一日警员找上门，要他讲清楚那烟土的事情——这他哪能说得清楚！哪知，警员没来，倒是那同行和买家的家属找上门来，要余老板想办法为她们的男人洗脱罪责。办法有一个，就在那摆着的，拿钱消灾。
既然事情不出都出了，摊上这号倒霉事，自己非得出点血不可。就问那家属要多少钱才能把她们的男人保出来？那家属一开口，吓了余老板一跳，说警局开的价，一个人五千大洋，少一文都免谈。
我的个妈哟！一个人五千，两个人就是一万，这不是要了他的命。他的那批货连本钱带利润，总共才值两千大洋，那警局也实在是狮子大开口，哪有这样讹人的？就跟这两家的家属商量，说可不可以找人去警员说点好话，少付一些，付两千大洋行不行？如果行他愿意出一半。
余老板毕竟是商人，出钱得为自己找个理由，不然被套上了就划不来了。他说归根到底他货物已经脱手，这事应该没有他的责任，但看在是他卖出的货出的事，出于人道同情，所以他出一千大洋，再多就不行了。
那家属那里答应，哭哭啼啼说，余老板不能把事撇得干干净净，明明是余老板的货，又在他家的仓库出的事——要去警局那商量少钱，就得他自己去，她们妇道人家，没法跟警员打交道。
再说，她们两家已经花了差不多就有两千大洋了，警员才松口说五千就放人。家里，平时都是男人当家，男人一进监狱，钱都不知从哪里出，好不容易凑了点钱，才得到警局这个话，他余老板不能坐视不理。
这一下，话说谈崩了。两家的家属气乎乎地离开了余老板的铺子，丢下话说，三天之内，余老板不同意出钱赎她们的男人，她们就去请上海能评理的人来找余老板，就不信在上海滩做生意就不讲道理！
出了这样的事，余老板如坐针毡，哪还有心思去帮竹娟寻她的丈夫。竹娟瞧在眼中，也知趣，虽不知道余老板出了啥子事，但就没去打扰，问他关于寻丈夫的事有了眉目没有。
这两天，余老板呆在家里，连铺子也不敢去了。他清楚，那两个家属来吵闹，别说闹到“上海滩主持公道”的人来主持“公道”，就是圈子内的同行知道了，他以后还怎么做生意？明明就是他的“责任”嘛，出了事自己推诿，面子都不说了，那信誉呢？
唉！我真是上辈子作了什么孽哟，碰上这样的倒霉事——余老板在家里唉声叹气，一副愁眉苦脸相，样子比死了爹妈还难看，弄得余家的人全都不得安生。余太太、家里的佣人俱都不敢大声说话，走路都踮着脚尖。就是竹娟也尽量不与余老板碰面，她心里在想，这余老板家出了啥事，怎么个个都是哭丧着脸？
唯有黄晨、余豆豆照样百事无忧，在院子里欢蹦吵闹，给这座充满窒息不安氛围的院落，添了一点活跃生气。
这余豆豆，自那日在小巷黄晨帮她吓跑了那群“小痞子”，就对这位比她还小两岁多的弟弟佩服万分，每天像影子似的跟在黄晨屁股后边，黄晨说啥她应啥，比余太太的话还管用。余家的佣人都很惊讶，这位家里的小公主，平时说话颐指气使，动不动就使小性子，怎么就那么听一个乡下来的小男孩的话？
这样也好，省得大家为她操心，什么吃饭啦、穿衣啦，稍不如意就不吃不穿，哄半天都不管用。现在好了，有这个小“乡巴佬”说话，一说一个准，大家都省心。
这天早上，余老板依旧不敢去铺子做事，呆在家里躲事。余老板其实也知道，是祸躲不掉，躲掉不是祸。那同行与买家蹲在监狱里，他们的家眷岂肯就此罢休。他如此避祸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该来的就得来，只是早一天晚一天而已。
余老板从客厅出来，看见小女儿余豆豆跟黄晨在院子玩“捉迷藏”，余豆豆不小心跌了一交，穿在身上的旗袍侧身的裤岔处，被撕裂一道口子。这本是小事一桩，可撞上余老板心里焦虑，他就一股无名火冒了出来，冲自己的女儿骂道：“成何体统，没有家教！女儿家的裤岔破了还不知羞耻，还有脸在这里玩！”
被父亲如此责骂，这对余豆豆来说可算开天荒第一次。她一时感到委曲、害怕、惊疑，顿时放声大哭起来。那余老板因心中极度困扰，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女儿的粗暴，反而心中怒气上涌，竟冲哭啼的余豆豆扬手作势要打——然而，手却没有打下去，他看见黄晨忽然挡在小女儿的前面，正怒视着他。
余老板一阵火起，没想到一个乳臭未干的幼儿，竟敢用眼睛瞪着自己，而且那眼睛里居然有一种慑人的力量。他心里一动，好像明白点什么——对呀！就是这母子俩来到我余家，我才触了这么大的霉头。他们母子俩分明就是我余家的克星，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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