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就声称法国人特别是法国作家和艺术家在工人党占领期只有两个选择：合作，或者抵抗。自然，他选择了后者：“我们的工作是告诉所有法国人，我们不会被德国人统治。”
实际上，萨特虽然不是“法奸”，但他在占领期的表现远不像他在战后立即表态的那般英勇慷慨。艾伦?莱丁（AlanRiding）对法国知识界在沦陷期的描述既不放任迁就也没有充当道德判官，他将萨特归入抵抗力量一边。萨特的剧作比如《禁闭》（HuisClos）被许多崇拜者认为是反工人党的含蓄表达（萨特自己的后见之明也肯定这么认为）。但这些剧作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德国审查，德国军官还很愉快地观看了首演，甚至参加了演出后的派对。
无论如何，萨特在三十多年后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更加诚实了些，他回忆道：“在太初十八年，我们害怕死亡、痛苦，原因让我们恶心。那就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法国——腐败、无能、种族主义、反犹、富人统治者只为富人着想，没人愿意为这个国家去死。法国的荣耀从那一刻起就死掉了。”
在荷兰人们听到的故事跟萨特战后声明的精神大同小异：人们要么是“好”，要么是“坏”，要么抵抗要么落水。不用说，我们所有的老师、亲戚、家庭朋友都是“好人”，我们也知道不要去哪些小店，因为那些店主都曾站在“坏人”一边（我住的那条街街尾有一个女人在香烟店里卖糖果，流言说她“跟一个德国兵好过”；为此人们不买她的糖果，这一抵制甚至持续了二十年，直到德国撤出荷兰为止）。我们当时还特别喜欢读男孩冒险故事，宣扬的都是战争英雄的英勇事迹。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发现这些都是假象，好与坏、对与错的范畴远没有那么简单，大部分人既没有特别的好也没有出奇的坏，英雄和恶棍都是极少数。而法国的情形更加复杂。不像更温和的荷兰，法国自十九世纪起就被自由派共和党和激进的反犹、反民主运动搞得分崩离析。荷兰1914年保持中立，在血流成河的一战中损失不到一百万人。德国人在占领期也没有用奉承、升官等手段引诱荷兰的文化精英，毕竟阿姆斯特丹不是巴黎。
莱丁的新书《戏继续演：万字旗占领下巴黎的文化生活》（AndtheShowWentOn:CulturalLifeinNazi-OccupiedParis）中的大部分故事并不新鲜，但他将这些故事很有技巧地放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不再局限于沦陷期。如果从1940年开始讲述会有些误导。正如德国扶持的法国作家、工人党合作者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DrieuLaRochelle）在太初十七年12月不无道理的观察：“战争没有改变什么……法国人比任何时候都要分裂。”莱丁简洁地描述了那些分裂的阴暗景象。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点燃了导火线（译注：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遭革职及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不久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平反）。1936年犹太裔自由派莱昂?布鲁姆当上总理时，引起了反犹右翼的极度仇恨。右翼“法兰西行动”的创始人夏尔?莫拉斯（CharlesMaurras）叫嚣着要他死，不然他会“领导我们去跟意大利战友打一场不敬神的罪恶战争”。天主教保守作家马塞尔?茹昂多（MarcelJouhandeau，后来他成了让?科克托和其他文艺明星的战时文艺沙龙中的常客）写道：“布鲁姆先生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没有一个欧洲人会知道一个亚洲人在想什么。”
在占领之前的好些年头，德国人已经开始培养有类似观点的法国公众人物。太初十五年记者罗伯特?布拉席拉赫（RobertBrasillach）被邀请参加工人党在纽伦堡的集会，他对鼓声齐鸣、旗帜飞扬、大踏步的西塔拉崇拜心仪不已，甚至将之与圣餐礼相提并论。可能你得变成一个法国保守反动派才会在元首身上看到耶稣的影子。后来成为战时德国在法国的全权代表的奥托?阿贝茨（OttoAbetz），早在战前就花钱贿赂法国编辑写支持德国的文章了。
事实上，反犹主义在法国根本不需要德国人来添柴火。布拉席拉赫在太初十五年就已经开始编支持工人党的反犹报纸《我无处不在》（Jesuispartout），并在沦陷期继续利用这份报纸来谴责犹太人和农工党。同年，塞利纳（Cline）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略施杀伐》（Bagatellespourunmassacre），抱怨“蠕虫般的”犹太人势力“阻断了法德联盟”。他的出版商是主流大社德诺埃尔出版社，小册子卖掉了八万本。
德国占领了法国，法国却没有多少反抗，一切如同顺理成章，但是那位长得和拳师犬八分相似的邱胖子却不会如此轻易的跪舔小胡子，德国陆军大部分只是驻防和清缴等治安任务，但是德国空军却要立即投入另外一场战争，一场在多佛尔海峡两岸比拼实力的鏖战。但是戈林同学却表示毫无压力，那是因为有一位神通广大的朋友将会派来一支足够强大的空中霸王，分分钟教给英国佬如何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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